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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你心里藏着你所寻找的光”
更新时间:2019-05-10 17:38  浏览量:  

  2013年,关于电视开机率的调查特别惹人注目,因为从那一年开始,在互联网视频的冲击下,北上广深等一线%,而且观众的年龄结构也趋于老龄化。之后,每年的情况大致如此。开机率都如此之低了,那读书类节目的收视率持续走低,以至于很多节目停播就不足为奇了。而与此同时,全民阅读作为一项文化工程,其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,各方面的力量都在为倡导读书寻找最恰当、最有效的传播途径。一时间,电视和阅读,仿佛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结合点。

  传播学界有一个颇具洞察力的观点——所有的休闲娱乐方式,本质上都是在抢占一个人有限的可分配时间。既然是“抢占”,那势必要“时不我待”“一剑封喉”,势必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粉丝,开发IP(IntelectualProperty,知识财产),所以才会产生所谓的标题党、眼球经济等等一系列的“新生事物”。至于泡上一杯茶,打开一本书,慢慢品味里面的人生和命运,在事关注意力经济的问题上,实在是毫无竞争力可言。一面是“抢”,一面是“慢”,难怪读书会变成一种问题,也难怪阅读会变成一种“工程”。

 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,中央电视台原创的《朗读者》节目更像一个被时势“造出来”的英雄,一枝独秀,力挽颓势。节目以嘉宾的故事访谈开场,以他们朗读的经典文学片段结尾,人和书,命运和故事,时间和空间,情感和文字嫁接在一起,书被人激活,人被书升华,一下子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发酵力。曾经,我们一直在用理智条分缕析地倡导阅读的各种好处,想不到复杂微妙的情感激活是一条更直接有效的途径,尤其是名人阅读的情感激活功能,不可小觑。

  《朗读者》热播之后,相关图书的销量都有不同程度地拉动;而各地分设的“朗读亭”,更是出现了读者排长队录制朗读、抒发情感的场景。阅读不是生活中的“常态”,而是需要刺激,需要不断激发一股股的热情。这固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,但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,这样的努力和效果总是聊胜于无。《朗读者》被称为电视节目中的一股“清流”,恐怕原因也是如此——在各种选秀和养生节目充斥荧屏的时候,还能有一种相对高雅的消遣途径,还能有一种跟读书和文学相关的事情,实属难得。

  《朗读者》播出的后期,我第一次见到董卿。那时候,出版社的几个人是作为文学篇目的提供者出现的。她听闻我们来了,从机房出来跟我们简短打招呼,素颜,平底鞋,牛仔裤,披着一件很大的衣服。然后我们就跟着进了机房,正在剪的是《瓦尔登湖》的阅读片段,同去的我们社的资深编辑廉萍看了一下,说:“这里面有一个字错了。”于是他们赶快修改。

  正如董卿在很多访谈中提到的,《朗读者》是她首次作为制作人制作的节目,而不是如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一样,仅仅是主持人。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,就意味着要从策划方案、找投资、组团队、请嘉宾开始,直到剪片子、跟电视台协调节目的播出时段等等结束,从内容到运营,全程决策把关,事无巨细。

  多次工作接触中我也感受到,董卿记忆力超群,感受力超群,把控力超群,重视细节,这些特征都渗透在了对《朗读者》的体会和定位中。尤其是后期,因为编辑图书的关系,每个嘉宾的完整访谈我都读过,对照节目播出的内容,再看被删减的内容,深感在把一个访谈从两三个小时剪成七八分钟的过程中,筛选者的经验、眼光、见识、着力点和控制力。毕竟是电视节目,与图书在价值取向上还是会略有差异,当然,也对董卿说的萃取又提纯的“割爱”之痛有了切身的感受。

  据说,因为事关读书,最初投资者并不乐观;又因为节目模式是原创,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会怎么样。终于,第一期节目以“遇见”为主题播出了,演员濮存昕、无国界医生蒋励、企业家柳传志、鲜花山谷的神仙眷侣周小林和殷洁、世界小姐张梓琳,还有老翻译家许渊冲,每个人读的都是与自己的故事相关的文本,经典作品居多。尤其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多年之后还因为爱情老泪纵横,瞬间感动了观众。

  他说,他翻译第一首诗是在1939年,那一年他遇到老师钱钟书,遇到同学杨振宁,遇到女同学周颜玉。而翻译的这首诗就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《别丢掉》。而说到爱情的遗憾,他说:“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欣赏,失败有失败的美。”岁月沉淀下来的经验和见识,就这样通过动人的细节体现出来——或许,学界对他的翻译还有争议,但对普通观众而言,一个老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勤奋状态就有足够的价值了,即便对文化层次较高的观众,他充沛而饱满的生命力,他执着于热爱的翻译事业的韧劲儿,尤其是他临场对一个普通人生问题非同一般的反应,也具有完全的说服力,也更给节目加分。《朗读者》节目更多的是以这种自发的,而不是自觉的方式实现了雅俗共赏。而恰恰是这种顺其自然,让所有人的情感实现了顺畅对接。

  人文社很少出电视书。即便有,也大多是影视同期书——可以划归大小说范畴。这次的《朗读者》,因为读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我们都曾经出版过,即便没有出版过他们读到的那篇,涉及的作家也多多少少跟我们有过交集。这让我们眼前一亮。这样的朗读节目,更像在帮助文学做推广,像是为读书打开了一扇新的门,让来自文学的亮光借由电视照向更多的人。

  从确定合作到图书出版,《朗读者》一套三本,70多万字、154张图的书,总共历时72天。这在图书的出版周期中是非常罕见的高效率。之所以如此,自然是想趁着电视的热度促进图书销售。作为一本有着广泛观众基础和良好口碑的电视图书,一本名人书,社会效益已经有了基本保障,那么如何让这种社会效益嫁接到更多的文学作品上,如何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自然就是出版社接下来考虑的问题。出版体制改革以来,事业单位的文化人变成了企业制度下的出版人,要投身到出版双效益的核算当中去。

  很多时候,“当年”总是被涂抹得更完美,更有价值感,更有传统的魅力。然而殊不知,即便在转换之中,我们也在守着“当年”留下的东西,如丝如缕地,竭尽所能地守着。时移世易,“当年”并没有为“今天”准备好一切,“今天”也并没有丢掉“当年”的所有。

  我们为《朗读者》确定了编辑体例。以每一个主题结构章,以每一个朗读者结构节,每一节内,增加人物小传、根据书的价值观扩容部分人物访谈,校核和拓展所读的文本,增加文本点评,总而言之,就是让人文社的编辑含量注入到电视书里面去,提升文学含量。

  于是,人物访谈,从口语转变成了书面语,找回了不一定适合电视,但适合图书的部分;人物小传,从节目里剥离出来之后,补充润色,增强文化属性;而文本校核和拓展,则更是考验编辑的工夫。比如其中冯小刚读到的诗《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》,一般认为是卓别林在自己七十岁生日的当天写的,但外国文学的编辑说,这个作者是有争议的,更大的可能是出自一个佚名的美国女作家之手。于是,我们郑重把诗歌的名字署上了“佚名”。类似的考证还有,比如引文作者不确切的,译本不优良的等等。

  而文本点评,更考验我们的专业能力。电视中出现过一部分名人点评,但大多是适应观众的文化层次和年龄层次泛泛而谈的,收入书中之后,我们去粗取精,力争做到画龙点睛,禁得住准确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检验;而大量没有点评的,我们发动各个相关专业的编辑去找,实在找不到合适的,就写。这果然也成了书的一个亮点。

  我体会,人文社有一个传统,或许可以概括为“书比天大”——任何一本书,都需要尽个人和出版社所能。因为,除了经过时间检验的——比如古典文学,和经过空间检验的——比如外国文学——之外,大量的书都不是经典,都是有待检验的。作为出版人,有一条底线是需要保持的,那就是即便书的内容价值禁不住历史淘洗,至少书的编辑价值要有禁得住淘洗的追求。虽然《朗读者》是相时而出的书,但丝毫没有减损它承载的人文社的品牌含量。

  在《朗读者》长长的嘉宾名单里,有演艺界人士,有文化名人,也有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。可以说,嘉宾遴选兼顾了大众熟悉度和文化影响力,兼顾了两岸三地、年龄层次、行业差异,以及名人和普通人、传奇人物和正常成功的人物等等。这些人中,观众大多都是“耳熟不能详”——熟悉他们的作品或者成就,但对人物经历本身相对陌生,甚至完全陌生,比如《西游记》的作曲许镜清先生。

  87版《西游记》早已成为经典,里面的插曲也伴随着几代人的记忆。然而,很少人知道这些曲子都出自许镜清一个人之手。他一直是无名英雄,常年住在面积不大的居民楼里,出出进进与普通的北京老人无异。一方面是他的作品广为传唱,另一方面是他个人的籍籍无名。甚至,他想开一场自己曲目的演唱会都历经千难万难。看许镜清的故事,再看现在的情形,或许会对人与时代的关系,对“无名”和“有名”有另一番感悟。当然,也会对“成功”二字有更深切的认知——无论如何,作品都比人活得长,好作品是记录“成功”的唯一方式。

  而很多人的故事,都让人看到了人生或成功的另一面,所谓人生百态,或许指的就是这些。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老嘉宾,比如叶嘉莹、樊锦诗、郭琨、潘际銮等等,他们从时代深处走来,身上带着更多的传统、更多的精神、更多的趣味与格局。尤其是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先生,让人印象深刻。

  潘际銮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,专业是焊接工程。我国的高铁技术、核电技术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,跟焊接技术的领先密不可分,而以潘际銮为代表的一代专家则功不可没,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实际应用中,他们都堪称国之栋梁。然而,因为保密等原因,他们的工作很少为外人所知。

  而他讲的西南联大的故事,有别于读者更为熟悉的人文学科的角度和方式,因而也显得更有趣味。他说,学文科的都太浪漫了,而学工科的,全英文授课,动辄就不及格,甚至有一部分学生考试不及格,重修还不及格,最后不得不退学。所以,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像汪曾祺他们那些文科生讲的那样,泡茶馆,谈恋爱。而且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是通识教育,除了必修课,工科学生还要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——历史就这样在另一个老人的讲述中再次鲜活起来,多元起来。

  在《朗读者》的收视调查中,大中小学生也占了很大的比重。通过《朗读者》,他们除了能被引进文学之门,或许也会被引进历史之门、人生之门。不得不说,同样是访谈节目,同样免不了为了收视的效果有煽情的桥段,但因为嘉宾的身份,因为他们的格局、情趣和深度不同,会让节目拥有不一样的分量和质地。而这一切,在转换成图书内容的过程中,丝毫不会显得浅薄。

  很多人最早听闻“朗读者”三个字的时候,都说: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吗?那个目不识丁的女纳粹分子,让一个少年变成了自己的朗读者。即便她每天都在泯灭着自己的人性,做着反人类的事情,她也向往着美和善,爱和忠贞。当年,《朗读者》的电影让二战反思进入了一个很深入的阶段,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,而那一句“只有一件事可以让灵魂完整,那就是爱”也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。

  这个《朗读者》当然与电影不同,但在对待文学和美的追求上,又似乎有一些相通之处。收入书中的,是94篇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,有一些是全文,有一些限于篇幅是片段。但每一个,都是精挑细选,保留着中文朗读起承转合的韵味,承载着真善美。当然,也承载着一种属于文学的力量。

  应当说,在和董卿接触的过程中,在看每一个嘉宾的故事,体会每一篇文本的美的过程中,我总是不断地让自己更专业起来,更郑重起来。作为文学读者和文学从业者,甚至作为文学阅读的推广者,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文学作品能够以这样的方式,走进普通读者心里,能够具有这样的,直接和活生生的人物,和热气腾腾的故事相连接的力量。

  因为是文学从业者,所有身边总会有人问我“文学有什么用”,而我每次都会说:文学没什么用,它只为需要它的人而存在。对懂得它的人而言,它不可或缺;对不懂它的人而言,它一直静静地保留着自己的全部智慧。正如德国作家黑塞在《书》这首诗中写的:

  如果一档电视节目、一本书,真的能够让更多的人开始寻找自己,而不是浑浑噩噩地随波逐流,那将是《朗读者》最大的功绩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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